盛唐时代佛像雕塑作品（盛唐时期佛像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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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代佛像雕塑作品（盛唐时期佛像雕塑）

盛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这些佛像以其形神兼备、工艺精湛而闻名于世。

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作品在形象上更加细致入微，精雕细琢，从身体比例到面部表情，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精确，栩栩如生。佛像的身姿庄严肃穆，仪态端庄大方，宛如来自天界的神仙。而佛像的面部表情则多样而丰富，既有安祥而慈悲的微笑，又有凝重而庄严的神态，给人以深深的敬畏之感。

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作品还具有浓厚的寓意和象征意义。佛像的手势（印）和装饰品都有特定的意义，表达着佛陀的教诲和教义。莲花手印代表着释迦牟尼佛的成道，须弥山手印象征着佛陀的智慧，如意宝珠手印则寓意着满足和实现愿望。佛像雕塑作品中的细密纹饰和装饰品，如莲花、云纹、胸饰等，也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作品不仅在形象和寓意上具有独特之处，其雕刻工艺亦非常精湛。佛像的线条流畅自然，线条之间的过渡平滑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佛像的表面细腻光滑，雕塑纹饰清晰可见，反映了雕塑师们高超的技艺。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还大量采用了锡合金和黄铜等材质，使佛像看起来更加华丽而光彩照人。

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作品不仅在中国内地享有盛誉，还传播至东南亚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这些佛像通过交流、文化交融不断演化和改进，成为东亚地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盛唐时代的佛像雕塑作品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体现了盛唐时期文化的辉煌和佛教的智慧。它们以精湛的雕刻工艺、完美的形象和寓意，让人们感受到佛教的教导和智慧，也展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魅力。这些佛像代表了盛唐时代的文化高度和社会进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作，值得我们继续珍视和传承。

盛唐时代佛像雕塑作品（盛唐时期佛像雕塑）

洛阳奉先寺是唐咸亨三年（672）开凿，至上元二年（675）竣）工。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主佛莲座北侧的题记称之为“大卢舍那像龛”，因为它隶属于当时的寺院奉先寺而俗称“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大龛，也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南北宽约34米、东西深约39米。龛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力士等十一尊大像。主尊卢舍那佛高17.14米，头部高4米，身披袈裟，面容丰满秀丽，双目宁静，嘴角微翘；弟子迦叶严谨持重；阿难温顺虔诚；菩萨端庄矜持；天王戚眉怒目；力士威武刚健。布局得当，雕工精湛，显示了盛唐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据后补之有关造像碑记载，“皇后武氏”在雕造此大像龛曾“助脂粉钱二万贯”。

佛像雕塑作品

雕塑材料一般是木头、石头、牙、骨、贝、根、冰、泥、面、陶瓷、石膏等。

1、花岗岩：花岗岩质地坚硬，很难被酸碱或风化作用侵蚀，常被作为雕塑和建筑物的材料。

2、大理石：大理石的质感柔和美观庄重，格调高雅，是装饰豪华建筑的理想材料，不太适合在室外展放。

3、砂岩：砂岩由碎屑和填隙物组成，碎屑成分以石英为主，砂岩作为雕塑材质必须有化学物质为媒介。

4、锻铜：由于铜容易被氧化，室内展放要多于室外。锻铜由于比较轻盈，适合作为浮雕的原材料。

5、铸铜：铸铜的历史非常悠久，且技术成熟。但其容易氧化，所以要多注意保养。

6、不锈钢：不锈钢要求雕塑本身简洁大方，形体感明显，且光影效果强烈，颜色的选择性最大。

7、玻璃钢：玻璃具有硬而易碎，具有很好的透明性以及耐高温、耐腐蚀等性能；用途广泛，玻璃钢作为雕塑材料，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砂岩是最适合雕刻佛像，因为砂岩容易雕刻，且不像大理岩脆，花岗岩颗粒大，石灰岩易风化。

宋代佛像雕塑的代表作品

宋代禅宗盛行，禅宗追求的是“我心中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不仅反对建寺造像，有些偏激的大禅师甚至烧木佛以取暖。加之这一时期，吸收了道教、佛教思想的儒家新学派——朱程“理学”兴起，某种程度上也减弱了人们对偶像的崇拜，以致宋代石窟开凿明显减少，寺庙造像也缺乏前代的规模与气势。宋代雕塑成就不在佛像、菩萨像而体现在众多并非主要礼拜对象的罗汉像上。罗汉是得道高僧，其雕塑形象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气质、性格多样、具有相当思想深度的罗汉群塑，使宋代佛教雕塑呈现出世俗化倾向。

宋代雕塑手法与式样虽有新创造，但其整体风格已失去了唐代作品雄健奔放的气概。一般美术史著述中，都认为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是中国古代雕塑的衰落或停滞时期。但也就在这一时期，务实而勤勉的宋人却为后人开创了雕塑的另一番天地——各类小型雕塑蓬勃发展。这些用料贵重、制作精细的作品，往往体现出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和惊人的雕刻技巧。

雕塑艺术在宋代有很大发展和光辉成就，而其作者的社会地位一般仍属于工匠之列。官府“作院”、“作坊”的雕塑工匠多为世代相传，凡成绩优异的，便“优给其值”，以激发其雕塑技艺的提高。他们的姓名一般见于寺庙修建和神像塑造的碑记或地方志，有的则见于学者们的笔记或史籍著述，更多的见于现存石窟造像题记。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对雕塑艺术的创造者开始有所重视，另方面也表现出雕塑家对自身创造性艺术劳动的自觉意识。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铜铸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的雕塑匠师为郑延勋该像系他“三度画像仪进呈”,得到宋太祖赵匡胤允准铸造的。官府从各军征调士卒3000名，与匠人共同完成。铜像表现了郑延勋杰出的艺术构思、设计才能与魄力。另一位女雕刻家严氏是北宋前期长于杂画、佛像的僧人蕴能之妹，浙江人，随其兄居余杭。史称她“开达明悟”,“善鼓琴，亦能雕木”，“尝得檀香木一段,大不盈尺”，“乃刻瑞莲山，龛门雕成细真珠八花球，露重网，然后透刀刻成五百罗汉众像，其形相侍从，一一互出，皆慈觉法相。”宋真宗赵恒曾赐她“技巧夫人”之名号以示嘉奖。与严氏大抵同时的杭州人张文昱、王文度，也是当时的雕塑巧匠。史载宋真宗赵恒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于汴京建玉清昭应宫，五年诏改玉皇殿为明庆殿，准备供奉玉皇大帝、圣祖(赵宋初祖)、太祖、太宗等神鬼形象于一堂。官员在杭州访得张文昱、王文度二人，就建安军（治在今江苏省仪征市）西北小山上铸造。六年三月铸成，以极其隆重的仪式运往汴京。建安军亦诏升为真州，冶铸之地建仪真观。宋仁宗时的塑人王泽以塑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东廊九子母像而名载碑版。据碑记：此组群像雕塑生动地表现了九子母抚育诸子的亲切情态及诸子各种嬉戏的动作，赞誉“匠氏之工妙……允臻其极”。

制玉技艺发展到宋朝,制作工艺更加成熟，内容和题材逐步趋向世浴化和商品化，生活用器和玩赏器日益增多．出现了许多新品种。玉雕童子就是在这个时期山现的。宋代玉童以持荷题材为最多，其次为攀枝、抱盒、抱球等。玉童子的出现和盛行，是中国玉文化进入世俗化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见于正式发掘报告的宋代玉雕手持莲花童子极少，但在传世品中却大量存在。宋代玉雕手持莲花童子多为单童或双童，单童通常身旁有玉瓶或玉鹿相伴，莲花或插入瓶中或衔于鹿口，双童则是一童持莲花，另一童挽臂相随。雕三童的作品在宋代少见，正面雕二童持桃枝，背面雕一童持莲花，三童立于莲蓬之上。无论单童、双童、三童，从造型布景上看，都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宋代玉雕童子头部较大，后脑凸出，五官小巧集中，眼呈半圆形或橄榄形，八字小眉，葱管小鼻，樱桃小口，耳朵贴于面侧，在眼梢旁边用两道弯阴刻线雕成，整个神态俏皮可爱。孩童内心情感在脸上淋漓尽现，让观者心生共鸣。童子衣袖和裤子上常有三至五条阴刻线，有的也刻“米”字纹、“井”字纹、“十”纹等。宋代童子流行穿有花纹的衣服，在宋代画和瓷器纹饰中常见到这种装束。背心也是宋代童子的独特服饰。《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街市衣件中有芋布背心，生绢背心，扑卖摩喉罗者多着红背心” （“摩喉罗”是一种泥制的手持莲花的小童，在七月七夕挑卖于街市）。由此可见当时穿背心很盛行。宋代玉雕手持莲花童子的两只小手呈握拳状，手的大小与袖口相等，手中持有饱满瓣多的莲花和椭圆形的刻有叶脉的莲叶，其位置与童子头顶持平或高于头。身体微侧，脚呈一前一后状，其好动调皮个性分明可见。

盛唐时期佛像雕塑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继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继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672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有许多石窟的中、晚唐作品明显不如其前代，有许多减色，尺度、体量、气魄都出现退化的迹象。

陕西境内的唐代石窟，有太原附近的天灵山石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是已被盗劫，几近掠空，现都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从现在仅存在14窟当中的一件跌坐菩萨残体来看，中国古代雕塑家以精确的掌握了人体比例以及结构，衣褶、饰物的写实雕凿能力也十分高超。

山东一带在当时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以其石窟开凿规律有限。以济南附近的一些小型窟龛群为主，如千佛山、佛回山等处。千佛崖有贞观18年（644年）题记，但整体上损毁比较严重，从仅存一些雕像残体上，依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富丽、细致、优美的风格。

四川的广元、巴中、通江以及川南的邛崃、乐山、夹江等地散落着许多摩崖石刻。四川自秦汉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佛教在此地特别兴盛，全省有大小摩崖石刻群二十余处。据考证，广元千佛崖的最早开凿年代在唐开元年间，其尺寸虽然不大，但都雕刻与陡峭山崖之上，形式复杂，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造像近两万躯。从雕塑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脉络变化的很好资料。最为世人瞩目的要数乐山大佛摩崖雕像，它比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53米，现已被毁）还高出18米。于公元713年始雕，到803年完工，用了九十年的时间。乐山大佛是借用整个山体开凿的，脚下就是奔腾的三江汇合激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如此巨大的雕像，比例合度，逞坐势，身着袈裟，面部表情安详、沉稳。大足石刻不仅以南宋雕像群驰名于世，其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石刻也比较有代表性。大足石刻的部分雕像由晚唐、五代、宋代交错于一处，比较难以分辨。其中有明确题记的唐末乾宁三年（896年）的龛像最为精美，除三、四百个佛经故事人物、亭台楼阁、山树花丛、伎乐飞天以外，还有几十个世俗的供养人。

唐代末年，政权分裂。907年，黄巢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被其叛军将领朱温所窃，在河南开封建立起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接着而来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这还不算完，近乎天下大乱相继出现了武（扬州）、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前蜀、后蜀（成都）、南唐（南京）、南汉（广州）、北汉（太原）、南平（湖北）等十个割据势力，成为“十国”，这期间的混乱堪比南北朝以前五胡十六国，但只有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曾建都于四川的前蜀、后蜀，应该留有石窟造像，但由于这一段历史较短，不易明确辨识他们的单独存在形态。最容易得到的直接资料还要有求于敦煌莫高窟，明确标明为五代时开凿的洞窟多达28个。由于地处偏远，当内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此处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彩塑明显带出僵化、繁琐、程式的痕迹，远不如盛唐时期那么华丽宏伟了。

习惯上，人们把与皇帝有关的坟墓成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大都分布在西安附近，有十八处之多。唐代帝陵有较为固定的格局，在双城墙体之间设立石雕像群。唐帝都以山为陵墓主体，陵前雕像有动物或人物。如昭陵前置14个人物雕像，是太宗所治伏的外番俘虏，象征别处小国的归顺；献陵前有石虎、石犀，体积巨大，造型简洁有力。这期间最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当推“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所制作的六块浮雕。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干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

乾陵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和葬地。陵墓石雕众多，有狮、人物、仗马、朱雀、华表等等，上百个之多，都是坚硬的石雕，反映出当时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雕塑家的无尽才能。在石像群中，文武伺卫的雕刻也十分突出，体态稳健、端正庄重，但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在乾陵的门上，有多达六十与个番使雕像群，令人心痛的是，那写形象生动写实、表情面貌各异的脑袋全部被外国盗墓者砍去，实实令人痛心疾首！

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从总体上看，唐初的风格比较简略，昭陵六骏偏于写实，大体走向精熟。

唐代的雕塑艺术从随葬的明器上也能看出一斑，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名曰“甄官署”。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题材极为广泛，以人物、动物为最多。女人俑的造型特点与当时的大众审美趣味相吻合，正如当时仕女画上所表现的形象，以肥胖、丰满为美，仪态端庄、衣饰华丽。女子骑马出游也是唐代的时尚，这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木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省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的随葬品中，动物雕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马和骆驼是最为常见的，这是当主要的交通、运输、征战以及出游等的工具。由于当时的农、牧、畜业也比较发达，牧猪人上缠饲养过的动物也都被制成微型雕塑，如鸡、狗、猪、牛、羊等等，如同墓主人生前的环境。

装饰性的建筑构件雕塑，也是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分支。尽管唐代的皇宫也是倾力而造，如著名的大明宫等，但这一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上的纹饰浮雕，却比秦、汉时期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建筑上开始大量使用彩绘装饰而造成的。唐代的华丽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类型的建筑，如桥、塔等，也是极为旱见，上面的装饰性浮雕看来没什么可取之处，多是一些夔龙、缠枝花一类的图案纹饰。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兴的事，同样，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自认为画不过吴道子，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只地步。

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塑诀》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见到他的作品原件。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相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未必出于李春之手，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唐代佛像雕塑家

东晋时期戴逵戴颙父子创作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将佛教造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将外来的造像艺术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创作了影响整个南北朝时期审美的瘦骨清像造像风格。戴逵善于细致地观察，精心的构思，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使自己不断丰富着创造力。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在佛教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是当时艺术界的一个大胆的创造者。戴颙和他父亲一样，在雕造技术上也有所发展。佛教雕刻“藻绘”就是从戴颙开始的，这显然也是佛教雕塑和传统艺术的进一步结合的表现。戴颙在巨大佛像的制作上，有丰富的经验，关于形象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佛像的造型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独特的成就。在历史上所以这样重视戴氏父子成就，显然是和他们在佛教艺术上的创造，特别是在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张彦远认为以前的佛像“以形制古朴，未足赡敬，后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至此以后，由于不同艺术家的创造，有着更多的样式、风格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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