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雕塑不同时期对比（中外佛像雕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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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雕塑不同时期对比（中外佛像雕塑对比）

佛像雕塑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佛像雕塑。中外佛像雕塑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佛教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下面就以不同时期的佛像雕塑作为对比进行介绍。

我们来看看古印度和中国古代的佛像雕塑。古印度的佛像在造型上更加注重表现佛陀的尊贵和慈悲，常常以莲花为座，姿态庄严端庄。而中国古代的佛像则更注重形象的具体表现，如细腻的手部姿势、头发的细节等。中国古代的佛像还常常以木材为材料，加上彩绘，给人一种亲近和温暖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像雕塑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唐代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鼎盛时期，唐代佛像雕塑追求写实和自然主义的表现形式。佛像的脸庞更加立体，线条更加流畅，给人一种神圣的气息。而西方的佛像雕塑在这个时期则更注重表现力和动感，如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圣母子像》、达·芬奇的作品《最后的晚餐》等，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和表现力。

到了宋代，中国的佛像雕塑开始注重内涵的表达。宋代佛像雕塑偏向于“大而无形”，注重把握事物的灵气和神秘感，如大雄宝殿中的千手观音像。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佛像雕塑更加强调解剖学和比例的准确性，如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卫像》，形象更加完美和理想化。

现代的佛像雕塑则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现代佛像雕塑常常结合了传统的技艺和现代的表现手法，如梵天佛像等。而在西方，现代佛像雕塑则更加注重艺术家个人的表达和思考，如荣格·凡·德伦的作品《禅宗观音像》。

不同时期的中外佛像雕塑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审美和文化背景。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也为我们赏析佛像雕塑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和视角。

佛像雕塑不同时期对比（中外佛像雕塑对比）

一、中西雕塑的相同点1.雕塑材料：中西方雕塑材料相同，有花岗岩、大理石、锻造铜、不锈钢、玻璃纤维等。2.基本形式：中西方雕塑有三种基本形式：两种圆形雕刻、浮雕和透明雕塑。3.创作形式：中西方雕塑创作形式非常相似。4.表达内容：都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信仰、精神等。5.受人类思维的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制约。6.中西方雕塑艺术家重视线条的表现力，以线条造型为共同媒介。二、中西雕塑不同点1.主题差异：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和影响，早期中国雕塑的主题以动物为主，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在中国厚重的丧葬习俗的影响下，陵墓雕塑已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中的又一瑰宝，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2.表达方式的差异(1)空间表现：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借助光影的变化来表现形式的空间现实性。中国雕塑往往不是作为孤立的实体出现，而是尽量使用"虚拟"、"虚拟"等，以融入自然景观。唐代帝国陵墓所建立的"以山为陵"的制度，巧妙地将陵墓、陵墓前的雕塑和山上的自然起伏很好地结合起来。(2)表现手法：中国雕塑的表现手法主要是写意的，西方的雕塑主要是写实的表现手法。3.造型技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吸收了绘画中线条色彩的特点，并习惯于在雕塑上画线条。这种风景如画使中国雕塑在追求质量和体积上有别于西方雕塑：中国古代雕塑也喜欢在雕塑上作画，这与西方雕塑有很大不同。4.很难区分男女西方宗教雕塑中男女的区别通常一目了然，但在中国佛教雕塑中，往往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很难区分男女，更有趣的是，观音在成为一个印度小国家的王子之前是印度的小王子，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了一名女性。以上文章内容是关于中西方雕塑的异同点，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中国佛像雕塑不同时期的特点

一、佛像的铸造材质用铜或青铜,然后在表面鎏金。这种铸造完成的器物就是鎏金铜佛像。

二、 这种鎏金身的佛像是供奉皇宫、寺庙等地使用。最初是铸造于两汉,在隋唐的时候盛行流通,后来又延续至明清时期。

三、延续到了民国,乃至现代,这种工艺铸造的鎏金铜佛像仍然还在使用。铸造的佛像种类也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观音像、文殊像、普贤像、天王像、母度像等。

四、古代的时候,由于生产工艺和科技匮乏的限制,每件铸造成的佛雕教造像都必须经过手工细致的雕塑处理。所以流传下来的铜鎏金佛像大受藏家的喜爱。

鎏金铜佛像的鉴赏和收藏要点。

一、中国古代的鎏金佛像有很多种风格,藏友们收藏的时候务必搞清青铜成分或鎏金等质地;根据相关资料结合整体特征综合分析,判断佛像是不是属于新仿,有没有进行过做旧的处理。

二、古代的佛像一般都放在佛龛上,时间长了,特别是铜像的表层会发生颜色暗淡,现代市场上那些新仿、做旧处理过的佛像颜色艳丽。

三、鎏金佛像所用的铜质很纯,非常有重量,而且浇筑的方法使得表皮非常厚重。而仿制的鎏金佛像一般铜质不够纯 ,质量偏轻,铸造使用的是合金材料。

四、古代铸造的佛像要经过人手工进行细致雕塑技法处理,其加工的痕迹清晰可见。而现代仿造的鎏金佛像都是使用机制打磨,加工痕迹特别的规模均匀。

五、老铜的味道,带着一种火药的铜臭味,可以嗅到发霉、发朽的味道。

盛唐时期佛像雕塑

答：唐代初期刚刚结束了战争局面，雕塑艺术在风格上既有南北朝的延续，又结合了新的因素，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雕塑艺术开始民族化。例如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献陵石犀体形庞大，两眼看着前方，四肢粗壮有力，整体造型单纯简洁明快。有明显的中国写意的风格，又在细节上雕刻有鳞片以表现粗糙厚硬的皮肤做出犀牛皮肤的质感。具有整理综合前朝以来雕塑的特点，又在细节上加以修饰是中国自己的风格特点，受写意风格影响，反映了初唐大型石雕在过渡期的风格。盛唐雕塑雕塑风格更加民族化。主要因为盛唐时代的文化发展昌盛，政治，经济发展到最高峰在这种环境下雕塑艺术出现了“曹吴二体，学者所宗，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说法。意思就是说吴道子和曹仲达在雕塑上的成就，也是后人无可比拟的。

唐代的佛教造像更加注重人物雕塑的生动性和人物的性格，在制作处理佛教群雕人物关系时，把握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到了晚唐时期，虽然政权分裂。但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更加世俗化，更加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这样一直延续。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代的外交空前的繁荣，唐王朝同世界各国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其规模、层次和力度都堪称中国古代之最，把外国文化融入中国自己的风格，大唐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其强烈的包容性，对此在雕塑上尤为明显。唐代的唐三彩俑人雕塑可说是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典型，达到了中国古实人物雕塑艺术的高峰。这与当时的丧葬风密不可分。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早对陵墓制造的等级，随葬品的摆放顺序与主人的身份划分有明确规定的时代。大批贵族、大臣、王室人员死后，厚葬成风，人佣动物佣成为陪葬的最主要物品这种风俗影响到百姓 。唐三彩釉色主要就以褐黄、 土红、翠绿、为主。夹杂白、蓝、红、淡青和黑等色彩。造型精致，釉色斑澜，其所反映人物动物的生气勃勃的形象，为古代雕塑艺术的珍品。唐三彩俑塑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是非常的重要的。

早期佛像雕塑

佛教创立之初,佛教徒们认为佛陀是大智大觉、完美无缺的圣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怎能同普通人一样随便塑造形象，有着“佛像不可显现”的传统思想。在早期佛教艺术作品中，佛教艺术家们一般用佛的脚印、莲花座、菩提树等表示佛的存在。佛像的出现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雕塑技艺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印度史上有位阿育王，他用非凡的武力消灭了印度半岛几十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孔雀王朝，由于杀戮无数，被称为“魔鬼阿育”。后来他幡然醒悟，痛改前百，开始大力宣扬佛教。他派遣了许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播佛法，一些僧侣带着宗教信仰来到了有“雕塑王国”之称的古希腊。古代希腊的艺术思想、精湛的雕塑技艺，以及对人体美的崇尚和深入细致的观察，深深地影响着古印度的传教艺术家和民间工匠们，他们吸取了希腊人对人体艺术的表现形式，打破以往的传统思想，直接以人物的形象来表现佛陀的容貌和身体。在公元1世纪前后，由于大乘佛教思想的形式，佛像才慢慢地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出现许多大乘佛教经典，经中都极力赞颂造佛像具有巨大的功德，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等等。受大乘佛教影响，艺术家们意识到造佛像和供奉佛像会产生和积累很多功德，都是最好的修行。大乘佛教徒们开始根据佛经里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佛、菩萨像标准像进行佛教造像，佛教造像形式与佛教一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互为融合，佛教的雕塑、铸造以及绘画等艺术方面的创造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深远。佛像形象而直观，成为佛教徒崇敬礼拜的对象。塑造这些佛、菩萨像，是解释佛经弘扬佛教教义，也是便于佛教徒宗教修行实践的需要。金铜佛在中国佛教初传期称作金人或金泥铜像。东汉末年，丹阳人笮融施造可容纳3000人的佛寺，于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像，这是中国立寺造像首次见于史载。随着古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印度显教期出现的犍陀罗、马土腊和笈多艺术，以及密教期形成的东印度帕拉、尼泊尔、斯瓦特和克什米尔等造像模式先后传入中国。查看更多的资料登陆：大庄严佛像 资料俱全，内容丰富

中外佛像雕塑对比

中国原始时期的雕塑艺术，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上。最初的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这是中国雕塑的序幕。造型多样的陶器，为中国雕塑的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雕塑作品。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距现有的考古研究资料来看，远在一百万年以上，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原始人类，现在我们称之为“古猿人”。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云南的“元谋猿人”、陕西的“蓝田猿人”等等。他们居住在洞穴之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大约在二十万年前，“猿人”进化成“古人”，过渡至母系氏族社会，如山西的“丁村人”、湖北的“长阳人”等等。“新人”时期大约在距今五万年前，如内蒙的“河套人”、四川的“资阳人”等等。而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距今有七千年以上，最有代表性的上“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等。至此以后，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出现了统治和被统治，继之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人与猿的区别在于在劳动中创造了生产工具——石器。在以上所述的漫长过程中，人类的祖先从简单打制石器，到把石器磨光并分类使用，是从劳动实践中变化发展而来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装饰品也随着思维能力和审美意识的提高而愈加美观。最早的雕塑萌芽，可以算作原始石器，有大量的精细石器具备了雕塑的性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出现了陶器。它们造型丰富、纹饰多样，既是生活中的必需日常用器，也是可以欣赏的艺术品。这时的陶器还没有脱离实用的目的，但它对后期的青铜器、象形器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工艺手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 36 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三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它们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现，如盖钮、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现。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七千年了。尽管作品只有 6.3 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中国的历史发展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这中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夏禹是在约公元前 21 世纪黄河流域最大部族的统治者，从他以后，确定了王位的世袭制。商代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公元前 11 世纪，其仍然是部落性质的国家。商代后期迁都安阳，由于当时地名称为“殷”，所以史称商后期为“商”。再后来是建都西安附近的周代，史称“西周”，迁都洛阳是周代后期，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这一期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221 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7 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从形式上大致可以将青铜器的雕塑因素分为以下几种： ① 是以动物现象为主题造型的青铜器，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站立的 鸮 鸟圆目大睁，坚实有力，外表装饰有其它动物纹样的装饰；再如湖南 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又有夸张变形的因素，铸造技术精细。 ②是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常见的有浮雕、圆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体态巨大，四角各铸一卷角羊头，造型端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都遗址出土的人物座三连灯，以人物造型为灯具的主体结构，神态自然。③是相对独立的青铜造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人物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高 172厘米，加上基座高达262厘米，面部形象简洁，整体感较强，整个外形上有比较精致的装饰。据考证，此类雕像非为明器，可能与祭祀所用的器物相关。再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玩鸟顽童雕像，其面部表情生动，非常写实。这些青铜器虽在性质上仍属工艺品（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属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构成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从整体风格上看，商代青铜器比较端庄、沉重，气质伟岸；西周前期、中期的作品比较华丽、装饰繁缛，形象怪张，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其上；而西周晚期则比较写实，不再咄咄逼人，装饰上也相对简洁了一些。在这个时期还有用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这类雕塑的目的在于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饰等方面。其中以玉雕最为突出。据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人们很喜欢佩带玉器，除了审美意义还兼有道德伦理上的含义。商周墓中经常会有玉雕的佩饰品，有玉鳖、玉虎、玉人等等，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特征。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 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纹，头上钻孔，以利穿绳佩带。再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玉雕鹿形，姿态可爱，尽管体形很小，但其刻画却十分传神。西周时期的国都在陕西长安一带，近年来该地有很多类似的文物被发现。春秋晚期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东林淄的出土陶佣只有 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绘。在湖南、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还发现有木雕人俑，形体概括、简练，注重体快的整体效果。这一类殉葬品都为“明器”，有些在制作上比较粗糙。春秋、战国时代的其它雕塑作品，文献上有零星记载，但实物已无处可见。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雕塑艺术范畴是建筑中使用的配件或装饰，这一类作品最常见的是瓦当，一般都有各种纹样的浮雕，以动物、云气、几何纹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雕塑者群体已开始明朗起来 ,随着手工业的发达起来,专门对铜、玉、石、古、木进行加工的行业明显比以前分工更细，并有专门管理“百工”的人员和机构。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 ,强调力度和气势。虽然在整个雕塑史中，秦代只占据着短短的十五年，但只一个兵马俑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中国雕塑史。它出土于 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马俑居多。体态与真人等大，数量众多，神态各异；自是有立、有跪，有驭手、射手；由军官、士兵之分。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可见当时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对塑造技术支精通。这些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不论是造型、塑造、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一般采用模制加手工塑型的技术，分段成型，整体焙烧。其陶泥制的细腻、烧成火焰均匀、过程当中变形较小，烧成后外表用颜料彩饰。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画，据说万千兵马俑没有充样、雷同的，可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从人物结构上看，比例合适，动态自然。秦俑的单件作品都有很强的动作个性，有的手持利剑，有的伫立凝视，有的坚定刚毅。但整体上不在乎细节变化，不是完全照搬现实，在躯方头圆上有强烈的体块对比、疏密变化、动静之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秦代兵马俑的出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显示出我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很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前进了一大步。秦代兵马俑对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促进后代的雕塑艺术之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同秦俑同时发现的另外一个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就是铜车马。这些铜车马比秦俑要小些，为铸铜而成，做工更为精细，即以考究。青铜雕塑艺术始自商周，像这样的铜车马，是空前罕见的。同样，由于秦代的大兴土木，使我可以从许多现存的建筑构件遗物上了解当时的雕塑艺术。秦代的瓦当艺术可以说是小件浮雕艺术之精品，大致上可分为卷云纹和动物纹，构思巧妙、变化多端。动物纹瓦当充满了雕塑趣味，由“子母鹿纹”瓦当，表现一直带着孩子的活泼腾跃的母鹿，在只有十厘米的空间内，把生气盎然的生命浓缩起来，有浓厚的装饰趣味。俗话说“秦砖汉瓦”，是指秦代的空心陶砖，多是以龙、凤或狩猎、农耕的图案。这种风格特点，在秦代的铜镜纹饰中也可以欣赏得到，这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品种，自秦代开始愈加精美。其浮雕装饰纹样，无一已不是飞动活跃的，这种艺术特征对后来的魏晋六朝时期有很大影响。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自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汉风气势，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 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 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公元前二世纪，是汉武帝当政的时代，郭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雄厚气魄，石雕采用巨大整体石块，就其自然外型加以艺术处理，灵活使用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使之完全服从于雕塑的整体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运用了寥寥几条简单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它的内在精神。这组石雕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挖掘、整理、保护起来，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给人们带来五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启迪。西汉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 50-60 厘米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相比之下，汉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风有所减弱。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有许多陶质明器都外挂了赭色釉和绿色釉。这些明器也为研究当时的农牧业、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形象佐证。西汉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微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这在汉代也十分盛行。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建筑装饰构件上看到雕塑艺术的成就。史籍中所记载的建筑实物已荡然无存，“秦砖汉瓦”为我们提供了推想空间。西汉瓦当场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与仅仅实用，而是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当时的铜油灯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从现在的出土文物看，各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灯具也有很大差异。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 , 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 , 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整体为空腔以免烛烟四处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随身佩带的腰饰、头饰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云南省晋宁出土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而浪漫，结构紧凑。东汉时期，豪强争斗激烈，社会因素很不安定。两个世纪中，厚葬习俗成风，所以留至后代的墓室有很多保存完好。为使墓穴坚固耐久、多使用材质较好的石料构筑其框架，并在石材外表浮雕以历史故事、植物动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雕刻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优秀的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组浮雕，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车马出行、宴乐游乐等场面，还有些是神话传说、鬼怪迷信一类。所使用的雕刻技术多为阳刻，将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铲平剔下，使物象凸现于石面。再就是山东的孝堂山祠和肥城张氏墓其画像石的特点是使用阴刻，以凹线勾勒形象外缘。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从后来发现的石雕、画像后可以看当显官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现在的“南阳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千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阳汉墓浮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这种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棵成高浮雕纵深可达20厘至40厘米。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远比其它地方（包括洛阳），都更加丰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说书俑，表情极为生动，刻画出说书艺人的情感瞬间和他的典型特征，并配合以夸张地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在其他地区也有优秀的东汉时期雕塑被发现，如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使全世界为之轰动。这匹奔马三足腾空，以足落在支撑点上，雕塑家巧妙地将底座设计成一只飞燕，象征“天马行空”的潇洒。整件作品为铸铜而成，虽只有34．5厘米高，但它的气势却是雷霆万钧、不可一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据的状态。所谓三国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阳的魏国（220－265），建都南京、由孙权统治的吴国（229－265）以及汉室后代刘备统治的蜀国，他的称帝是在（221－263）。这期间鼎立存在了四十年，战争频仍，但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生存的威胁也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艺术成果似未受太大影响。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蜀国和吴国被魏所灭以后，魏国的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统一而短命的西晋（265－316）。但由于西晋的统治腐朽无能，被北方各少数民族所破，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成为“五胡”。随之天下大乱，除了“五胡”、“十六国”的民族争斗，西晋政权旋即倒台东晋王朝（317－420）趁乱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统治者为西晋宗室司马睿。之后的局面更加复杂，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被统称为“南朝”；与此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十六国”以后分别建立，成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市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区为主，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甘肃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僻远，未受战乱的更大影响，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干扰。但当地土质疏松，不宜于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特点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设规模巨大，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时期的塑像来看，匠师们已把人物形象渐渐中国化，并在造型审美尺度上趋向于当时的流行形式，与同一时期绘画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后期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比如服装、饰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麦积山石窟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外形似麦垛，位于甘肃天水。同样，由于石质的问题，麦积山也不宜于雕刻佛像，属北齐时期的作品较多。相对而言，麦积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动和世俗化，在众多雕像当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声耳语的供养人、由活泼生动的比丘还有虔诚苦修的老僧以及狰狞怒目的金刚力士。这些泥塑的制造工艺十分精湛，选材讲究，虽未经焙烧但历经千余年仍未损坏。云岗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岗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13．7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力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作品庞杂，遗留作品也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国列强盗去了许多造像以及头、手臂等局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比较重要的一处，是北朝时期有史实可查的，其形制结构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窟内饰有莲花、飞天、云气等图案，气氛神秘、纹饰华丽，但无琐碎之感；莲花洞内的石雕莲花特别突出，窟内主佛像为站立姿势，手臂的雕刻尤为动人，，似有柔软弹性之感；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较大的一个，历史年代也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内壁面上雕满了小佛龛，几乎每龛都有造像题记，中国著名的书法碑帖“龙门二十品”中，古阳洞中的就有十九品。南北响堂山石窟依据后人追记碑文可证为北齐时开凿，位于河北省磁县。北响堂山除北齐外，后来的隋、唐、宋、明各代叶逗留有作品。此处石窟被后人毁坏或改造的地方较多，比较明显带有北齐原有风格的，是大量图案浮雕。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尤于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发现。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这种悖常为“神兽”的想象中动物形象，被成为“麒麟”，有的似狮虎，却右翼，被称为“避邪”。这种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现存遗迹多为南北朝时作品，江苏南京周边比较多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江苏句容石狮村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简洁，体积感强，最能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各处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像和与之相关的造像被大量制造。单尊可移动的佛像，都带有“背光”，一为装饰、二为其坚固。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多件北魏时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时刻出佛经故事。山东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单件佛像。为了供养方便，易于携带，当时还生产了大量小型鎏金铜像，制作精美，雕刻细腻，不亚于大型雕塑的气魄。建筑、工艺、雕塑等造型艺术家，在中国古代一般都与匠人等同，被史籍记载者很少。象戴逵、戴颙父子，被以雕塑艺术家记载下来的为数极少。戴氏父子活跃于四世纪至五世纪，名震一时。他们也都长于绘画，与僧佑、蒋少游等雕塑名家一起，对造型艺术之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隋代的统治历史仅有三十多年（ 581 — 618 ），是隋文帝杨建在夺取北朝政权以后，又消灭了南朝的陈朝而建立起来的。这一朝代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曾在短期内出现了农、工、商繁荣富强的局面。佛教亦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炀帝继位后，造像之风更盛。除以十几万计的小型佛教雕像以外，还继续开早石窟，几乎遍布全国。隋代的雕塑艺术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 427 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国家统一以后，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社会发展急剧变化，是南北朝末期经隋向盛唐的转折阶段，可以说，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唐代的雕塑艺术，与前代的形式几乎相同，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但这一时期，随着工艺技术之发展，在材料运用上更加丰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唐王朝的统治长达三个世纪，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继开国元勋高祖李渊之后，明君太宗李世民采取各种兴国措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时达到盛唐的顶峰，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广泛流播于海外，并吸收融纳了一些优秀的外来影响；“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败，以至公元907年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五代十国的产生，终止了唐王朝的统治。由于唐代延续时间较长，其艺术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漫长过程，所以后人在研究唐代文化时，往往将其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初唐前期的雕塑风格，基本上还残留着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迹。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兴盛的征兆，但对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时那么活泼动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化，盛唐时的整体社会面貌比较乐观豁达，佛教艺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是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卖弄。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继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继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17 . 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672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 …… 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有许多石窟的中、晚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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