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
导读:为帮助您更深入了解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小编撰写了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佛像雕塑艺术照,佛像雕塑艺术馆,佛像雕塑艺术,古典佛像雕塑艺术等6个相关主题的内容,以期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深入阐释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希望能对您提供帮助。
hello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之一,其鼻祖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佛像雕塑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工艺,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初的蒙古帝国时期。当时,蒙古帝国建立后,佛教在蒙古民族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蒙古国各地开始兴建佛寺,佛教信仰逐渐深入人心。为了满足佛教信仰者的需求,蒙古佛像雕塑艺术迅速兴起。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在风格上独树一帜,融合了蒙古传统文化和佛教艺术的特点。蒙古佛像通常以青铜材料制成,外形庄重肃穆,线条简洁流畅。佛像的表情和姿势都非常庄重,给人以深深的敬意和庄严感。佛像的服饰和饰品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内涵。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的工艺精湛,体现了蒙古帝国时期的高度文化水平和工艺技术。蒙古佛像雕塑师擅长于在青铜上浮雕、镂空和刻字。他们用细腻的工艺将佛像的肌肤、服饰和饰品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巧妙运用线条和阴影,使佛像的表情更加生动和丰富。蒙古佛像雕塑师的技艺被视为佛像雕塑艺术的鼻祖,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雕塑创作。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不仅在蒙古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也对周边国家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内蒙古和西藏地区,蒙古佛像雕塑艺术成为当地佛教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代表着蒙古民族的传统和信仰。许多蒙古佛像被收藏在博物馆和艺术品展览中,成为人们研究和欣赏的对象。蒙古佛像雕塑艺术也成为了当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影响着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作为蒙古帝国时期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文化遗产,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通过欣赏和研究蒙古佛像雕塑艺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蒙古佛像雕塑艺术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博大精深。
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
呼和浩特大召寺广场 有个巨大坐像是阿拉坦汗雕像。阿拉坦汗是蒙古国的一位重要首领,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大召寺位于呼和浩特市区西侧,在伊斯兰风情街南边。大召寺全名大召无量寺,是蒙古贵族阿拉坦汗在明朝时期所建,是呼和浩特最早的喇嘛寺。大召寺门口有一个阿拉坦汗的巨大坐像,大召寺广场也比较大,有很多市民在广场嬉戏游玩。
佛像雕塑艺术照
我国唐代人物雕塑形象端庄丰满,气质浑厚,唐朝时我国国力强盛,催生了很多雕塑艺术大师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雕塑行业得到了佛家和 皇室的认可。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至今很多雕塑家们都经常临摹仿制其中的一些作品,唐朝的力士雕像头部梳拳形髻,眉毛倒竖,双目圆睁,嘴型大张。天王身披铠甲,脚踏夜叉;力士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赤脚,多是半弓步的姿势,挺拔雄健。现今的佛像和力士雕像大多为唐朝的形像,没有太多改变。可见唐朝的雕像读后带的影响。
佛像雕塑艺术馆
麦积山大佛位于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内,也是中国四大名石窟之一,距天水市45公里。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在西秦岭北支脉的东段,总面积215平方公里,包括麦积山、仙人崖、石门、曲溪四大景区和街亭古镇。以麦积山大佛最为著名。
麦积山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因形如农家麦垛而得名,山崖拔地而起,高80米,山势险峻,周围绿树成林,环境清幽。西汉末年,麦积山已成为天水名将隗嚣的避暑宫。
十六国后秦(公元384-417年)时期,始修凿石窟,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多个朝代,1500多年的开凿重修,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
麦积山大佛有洞窟几十个,泥塑和石刻造像几十身,尤以泥塑艺术见长,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
麦积山有三尊高大的佛像。他慈祥、雄伟、端庄,造型优美,挺立在悬崖上。可是,中间一尊佛像的右半边脸象受了伤一样,缺了一小块;左边一个妇女的塑像,手里还提着一个罐子。
正中主佛为释迦牟尼,高15.7米。佛面形圆润饱满,螺纹低平肉髻,顶有肉髻珠。弯眉细长目,双眉间有白毫相,两眼下视,眼角上挑。高鼻阔口,下颌丰满。两耳紧贴后颊,短颈端肩,颈部阴刻三道蚕节纹。坦胸鼓腹,倚坐姿,双脚踩于仰莲台上。内着偏衫,外穿垂领式袈裟,服饰表面堆塑数道流畅舒展的衣纹线。
天水麦积山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再开龛窟,敕葬 舍利,建宝塔,赐净念寺”,麦积山石窟中的最大摩崖大佛菩萨 就是此时佳作。相传很早以前,在陇南山林中,住着一家三口,都是心灵手 巧的艺人,他们相约给后世做些有益的事。
他们选定了家附近的 三处地方——麦积山、仙人崖、石门山,想把这三个地方开凿建 造,留给后人游览,只是工程浩大,力不从心,于是抽签决定各 自的修建地。 通过抽签,儿子是麦积山,父亲是石门,母亲是仙 人崖。
便各自奔赴地点,开始动工建营,他们相约各人分管一 处,限定时间,同时完工。儿子来到麦积山,远远眺望,真像个高耸入云的麦垛,赭红 的山体,在苍松翠柏映衬下好像嵌在万绿丛中的红宝石。儿子面对高山无计可施,朦朦地睡下,忽然听鸟叫声:“咕 叽咕咕叽,咕叽咕咕叽。
砍尽南山柴,修起麦积崖。”他高兴极 了,拿着斧子上山了,他爬了七七四十九座山,翻了九九八十一 道梁,跨过了三百三十三条河水,废寝忘食,冬去春来,受尽艰 难,在崖壁上凿满了洞窟,架满了栈道,还把大大小小的佛像塑 了进去。
聪明的儿子修好麦积山后,掐指一算,提前一天完工,别提 多高兴了。 他决定到仙人崖和石门山给父母帮忙,走了一段路, 想歇息一会,由于连日来不分白昼苦干,累垮了身子,一躺下就睡着了。
父亲到石门山后,日夜苦干,也提前修好了石门山,决意到 麦积山和仙人崖看看儿子和老伴修好没有,当他走到麦积山后 时,看见石头上躺着一个人,原是自己的儿子。 看见儿子睡大 觉,可把老汉气坏了。
心想这样的时光不去修山,却睡大觉,一 气之下,失去理智,用刀杀了儿子。后来他到麦积山查看,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工程如此艰巨 宏大,新开石窟密如蜂巢,参差有致,栈道一层又一层,直插云 天,屋檐廊柱斗拱花础,无比辉煌,洞内金碧辉煌,顶上四壁绘 满壁画,龛中塑像神态各异他看到这些心如刀割,发疯似的向 仙人崖跑去。
老伴夜以继日,也提前完工,给儿子、老伴做好 饭,去送时看见老伴疯疯癫癫,忙问原因。当听到儿子被丈夫错 杀,肝肠寸断,顺手把饭罐向老汉脸上打去,把老汉右脸打破 了。后来人们为怀念他们三个修建石门、仙人崖、麦积山的功 绩,在东崖修了十几米高的石胎泥塑大佛,传说他们三人后来都 成佛,中间一尊大佛右脸是破的。
那就是错杀儿子的老汉,被老 伴打烂了。
佛像雕塑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艺术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
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
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
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与此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扩展资料:
佛像艺术的发展:
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第一座石窟寺。从这个时候起,佛像开始逐渐在佛教的伽蓝中普遍地供奉起来。并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传到河西四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中国内地。
当时,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细眼、薄唇。这种俨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型显然是不同的,这说明了我国的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
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逐渐地被汉族地区的文化所融合。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这种转变过程在敦煌,云冈和龙门三个石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北周时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绘的《佛传图》,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主而画成的。这幅长达二十五米的连环画,内容包括从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白象在音乐声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舍家苦修止。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幅画上的人物服装打扮都是汉、普风格,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被画成了中国皇帝的模样。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穿上了汉、晋时后妃的服装,释迦牟尼回宫时所乘的蛟龙车,就是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临摹的。
这说明,释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像进行描绘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萨,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菩萨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
在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来生的向往,以及他们认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两眼目光锐利,俯视尘世,嘴角凝结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这座佛像高达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国内罕见的大佛。
此佛已完全脱去了犍陀罗时期穿的希腊式服装,他褒衣博带,俨然是两汉以后士大夫的礼服。这当然不是因为佛要追求时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观点在艺术上的反映。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政治上推行汉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萨身上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时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长裙,同汉人的服饰一样了。
其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所属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迁徙后,鲜卑族占有了匈奴原来的地区,势力才强盛起来。
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称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鲜卑族文化落后,人数较少,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并下诏禁止穿胡服说胡语,把鲜卑姓改成汉姓。
北魏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措施,从这一时代塑造的佛菩萨身上所穿的短衫长裙服装上也得到了反映。为了利用佛教来保知北魏这块庄严国土的国运长久,北魏的许多代皇帝都全力弘兴佛教,广造寺塔,赐予僧侣以各种特权。
北魏的国运并没有因为广造佛像而世代相传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就被北齐和北周消灭了。到了唐代,洛阳龙门营造佛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
佛像高达一七.一四米,头高四米,耳长一.九米。头部圆满而秀丽,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这已不像普渡众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广造寺庙佛像。主持营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则天。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萨塑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犍陀罗艺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佛像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艺术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
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
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
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与此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扩展资料:
佛像艺术的发展:
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第一座石窟寺。从这个时候起,佛像开始逐渐在佛教的伽蓝中普遍地供奉起来。并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传到河西四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中国内地。
当时,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细眼、薄唇。这种俨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型显然是不同的,这说明了我国的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
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逐渐地被汉族地区的文化所融合。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这种转变过程在敦煌,云冈和龙门三个石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北周时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绘的《佛传图》,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主而画成的。这幅长达二十五米的连环画,内容包括从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白象在音乐声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舍家苦修止。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幅画上的人物服装打扮都是汉、普风格,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被画成了中国皇帝的模样。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穿上了汉、晋时后妃的服装,释迦牟尼回宫时所乘的蛟龙车,就是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临摹的。
这说明,释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像进行描绘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萨,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菩萨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
在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来生的向往,以及他们认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两眼目光锐利,俯视尘世,嘴角凝结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这座佛像高达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国内罕见的大佛。
此佛已完全脱去了犍陀罗时期穿的希腊式服装,他褒衣博带,俨然是两汉以后士大夫的礼服。这当然不是因为佛要追求时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观点在艺术上的反映。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政治上推行汉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萨身上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时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长裙,同汉人的服饰一样了。
其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所属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迁徙后,鲜卑族占有了匈奴原来的地区,势力才强盛起来。
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称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鲜卑族文化落后,人数较少,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并下诏禁止穿胡服说胡语,把鲜卑姓改成汉姓。
北魏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措施,从这一时代塑造的佛菩萨身上所穿的短衫长裙服装上也得到了反映。为了利用佛教来保知北魏这块庄严国土的国运长久,北魏的许多代皇帝都全力弘兴佛教,广造寺塔,赐予僧侣以各种特权。
北魏的国运并没有因为广造佛像而世代相传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就被北齐和北周消灭了。到了唐代,洛阳龙门营造佛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
佛像高达一七.一四米,头高四米,耳长一.九米。头部圆满而秀丽,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这已不像普渡众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广造寺庙佛像。主持营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则天。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萨塑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犍陀罗艺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佛像
关于“蒙古佛像雕塑艺术鼻祖(佛像雕塑艺术)”的具体内容,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