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佛像雕塑艺术(佛像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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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佛像雕塑艺术(佛像雕塑艺术)

佛像雕塑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古典佛像雕塑艺术以佛教信仰为基础,通过艺术家的巧妙创作,将佛陀的形象艺术化地表现出来。这一形式的艺术作品不仅代表着宗教的信仰,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融合了宗教、艺术和哲学的精髓。

佛像雕塑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最初的佛像是印度佛教艺术的产物。佛教传入后,佛像雕塑艺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传播。在古代中国,佛教是一种重要的信仰,它的影响力不仅在宗教上体现,更在文化艺术上有深远的影响。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以佛陀为主题,通过对佛陀形象的雕塑,表现出佛教信仰中的智慧、慈悲和宁静。佛像通常采用石雕、木雕、铜雕等材料进行制作,艺术家通过精湛的技艺和细腻的手法,将佛陀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佛陀的面容通常是和蔼可亲的,眉宇间透露着智慧和慈悲,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佛像雕塑注重的是形神合一的美感,不仅追求外在的美,更强调对内心灵性的呼唤。佛像的造型优美而庄重,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给人以宁静、平和和慈悲的力量。佛像雕塑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审美观念。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它还传播到了东亚其他地区。日本、韩国等地都存在着以佛像为主题的雕塑艺术。佛像雕塑不仅更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们的价值观也在逐渐改变。佛教信仰的减弱以及现代审美观念的变化,使得古典佛像雕塑艺术逐渐被边缘化。如何保护和传承古典佛像雕塑艺术,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它不仅是宗教的信仰,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融合了宗教、艺术和哲学的精髓。保护和传承古典佛像雕塑艺术,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一种努力。

古典佛像雕塑艺术(佛像雕塑艺术)

上古时期,一般指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以中国来说,要追溯到夏朝或以前的时期;国外则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或以前的巴比仑或古埃及时期。

那时候,连不设佛像的原始佛教也未曾出现。类似的雕像目前找到的只有「赫勒菲尔的维纳斯」、古埃及神像及三星堆面具等。因此不存在上古时期的佛像。

古典佛像雕塑

到了晚唐由于统治阶级依附佛教制约百姓思想,与佛教形成了长期的凝固的同盟关系。佛教雕塑世俗化也是从那时兴旺的,“武后之世,在政治方面,为害之烈,人所共知;然在美术方面,则提倡不遗余力,于佛像雕刻,尤极热心。出内努以建寺塔,且造像供养焉。就初唐遗物观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其中精品甚多”龙门石窟现今最大的一个窟得菩萨造像据说就是按武则天的原貌铸造的。从这起佛教雕塑世俗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情感,也可以是佛像创作的材料。与北魏的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相比,唐代的佛教造像更加注重人物雕塑的生动性和人物的性格,在制作处理佛教群雕人物关系时,把握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到了晚唐时期,虽然政权分裂。但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更加世俗化,更加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这样一直延续。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代的外交空前的繁荣,唐王朝同世界各国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其规模、层次和力度都堪称中国古代之最,把外国文化融入中国自己的风格,大唐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其强烈的包容性,对此在雕塑上尤为明显。唐代的唐三彩俑人雕塑可说是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典型,达到了中国古实人物雕塑艺术的高峰。这与当时的丧葬风密不可分。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早对陵墓制造的等级,随葬品的摆放顺序与主人的身份划分有明确规定的时代。大批贵族、大臣、王室人员死后,厚葬成风,人佣动物佣成为陪葬的最主要物品这种风俗影响到百姓 。唐三彩釉色主要就以褐黄、 土红、翠绿、为主。夹杂白、蓝、红、淡青和黑等色彩。造型精致,釉色斑澜,其所反映人物动物的生气勃勃的形象,为古代雕塑艺术的珍品。唐三彩俑塑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是非常的重要的。

佛像雕塑艺术馆

麦积山大佛位于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内,也是中国四大名石窟之一,距天水市45公里。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在西秦岭北支脉的东段,总面积215平方公里,包括麦积山、仙人崖、石门、曲溪四大景区和街亭古镇。以麦积山大佛最为著名。

麦积山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因形如农家麦垛而得名,山崖拔地而起,高80米,山势险峻,周围绿树成林,环境清幽。西汉末年,麦积山已成为天水名将隗嚣的避暑宫。

十六国后秦(公元384-417年)时期,始修凿石窟,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多个朝代,1500多年的开凿重修,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

麦积山大佛有洞窟几十个,泥塑和石刻造像几十身,尤以泥塑艺术见长,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

麦积山有三尊高大的佛像。他慈祥、雄伟、端庄,造型优美,挺立在悬崖上。可是,中间一尊佛像的右半边脸象受了伤一样,缺了一小块;左边一个妇女的塑像,手里还提着一个罐子。

正中主佛为释迦牟尼,高15.7米。佛面形圆润饱满,螺纹低平肉髻,顶有肉髻珠。弯眉细长目,双眉间有白毫相,两眼下视,眼角上挑。高鼻阔口,下颌丰满。两耳紧贴后颊,短颈端肩,颈部阴刻三道蚕节纹。坦胸鼓腹,倚坐姿,双脚踩于仰莲台上。内着偏衫,外穿垂领式袈裟,服饰表面堆塑数道流畅舒展的衣纹线。

天水麦积山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再开龛窟,敕葬 舍利,建宝塔,赐净念寺”,麦积山石窟中的最大摩崖大佛菩萨 就是此时佳作。相传很早以前,在陇南山林中,住着一家三口,都是心灵手 巧的艺人,他们相约给后世做些有益的事。

他们选定了家附近的 三处地方——麦积山、仙人崖、石门山,想把这三个地方开凿建 造,留给后人游览,只是工程浩大,力不从心,于是抽签决定各 自的修建地。 通过抽签,儿子是麦积山,父亲是石门,母亲是仙 人崖。

便各自奔赴地点,开始动工建营,他们相约各人分管一 处,限定时间,同时完工。儿子来到麦积山,远远眺望,真像个高耸入云的麦垛,赭红 的山体,在苍松翠柏映衬下好像嵌在万绿丛中的红宝石。儿子面对高山无计可施,朦朦地睡下,忽然听鸟叫声:“咕 叽咕咕叽,咕叽咕咕叽。

砍尽南山柴,修起麦积崖。”他高兴极 了,拿着斧子上山了,他爬了七七四十九座山,翻了九九八十一 道梁,跨过了三百三十三条河水,废寝忘食,冬去春来,受尽艰 难,在崖壁上凿满了洞窟,架满了栈道,还把大大小小的佛像塑 了进去。

聪明的儿子修好麦积山后,掐指一算,提前一天完工,别提 多高兴了。 他决定到仙人崖和石门山给父母帮忙,走了一段路, 想歇息一会,由于连日来不分白昼苦干,累垮了身子,一躺下就睡着了。

父亲到石门山后,日夜苦干,也提前修好了石门山,决意到 麦积山和仙人崖看看儿子和老伴修好没有,当他走到麦积山后 时,看见石头上躺着一个人,原是自己的儿子。 看见儿子睡大 觉,可把老汉气坏了。

心想这样的时光不去修山,却睡大觉,一 气之下,失去理智,用刀杀了儿子。后来他到麦积山查看,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工程如此艰巨 宏大,新开石窟密如蜂巢,参差有致,栈道一层又一层,直插云 天,屋檐廊柱斗拱花础,无比辉煌,洞内金碧辉煌,顶上四壁绘 满壁画,龛中塑像神态各异他看到这些心如刀割,发疯似的向 仙人崖跑去。

老伴夜以继日,也提前完工,给儿子、老伴做好 饭,去送时看见老伴疯疯癫癫,忙问原因。当听到儿子被丈夫错 杀,肝肠寸断,顺手把饭罐向老汉脸上打去,把老汉右脸打破 了。后来人们为怀念他们三个修建石门、仙人崖、麦积山的功 绩,在东崖修了十几米高的石胎泥塑大佛,传说他们三人后来都 成佛,中间一尊大佛右脸是破的。

那就是错杀儿子的老汉,被老 伴打烂了。

佛像雕塑艺术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艺术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

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

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

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与此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扩展资料:

佛像艺术的发展:

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第一座石窟寺。从这个时候起,佛像开始逐渐在佛教的伽蓝中普遍地供奉起来。并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传到河西四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中国内地。

当时,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细眼、薄唇。这种俨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型显然是不同的,这说明了我国的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

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逐渐地被汉族地区的文化所融合。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这种转变过程在敦煌,云冈和龙门三个石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北周时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绘的《佛传图》,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主而画成的。这幅长达二十五米的连环画,内容包括从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白象在音乐声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舍家苦修止。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幅画上的人物服装打扮都是汉、普风格,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被画成了中国皇帝的模样。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穿上了汉、晋时后妃的服装,释迦牟尼回宫时所乘的蛟龙车,就是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临摹的。

这说明,释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像进行描绘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萨,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菩萨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

在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来生的向往,以及他们认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两眼目光锐利,俯视尘世,嘴角凝结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这座佛像高达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国内罕见的大佛。

此佛已完全脱去了犍陀罗时期穿的希腊式服装,他褒衣博带,俨然是两汉以后士大夫的礼服。这当然不是因为佛要追求时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观点在艺术上的反映。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政治上推行汉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萨身上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时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长裙,同汉人的服饰一样了。

其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所属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迁徙后,鲜卑族占有了匈奴原来的地区,势力才强盛起来。

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称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鲜卑族文化落后,人数较少,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并下诏禁止穿胡服说胡语,把鲜卑姓改成汉姓。

北魏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措施,从这一时代塑造的佛菩萨身上所穿的短衫长裙服装上也得到了反映。为了利用佛教来保知北魏这块庄严国土的国运长久,北魏的许多代皇帝都全力弘兴佛教,广造寺塔,赐予僧侣以各种特权。

北魏的国运并没有因为广造佛像而世代相传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就被北齐和北周消灭了。到了唐代,洛阳龙门营造佛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

佛像高达一七.一四米,头高四米,耳长一.九米。头部圆满而秀丽,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这已不像普渡众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广造寺庙佛像。主持营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则天。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萨塑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犍陀罗艺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佛像

佛像雕塑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艺术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

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

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

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与此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扩展资料:

佛像艺术的发展:

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第一座石窟寺。从这个时候起,佛像开始逐渐在佛教的伽蓝中普遍地供奉起来。并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传到河西四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中国内地。

当时,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细眼、薄唇。这种俨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型显然是不同的,这说明了我国的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

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逐渐地被汉族地区的文化所融合。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这种转变过程在敦煌,云冈和龙门三个石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北周时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绘的《佛传图》,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主而画成的。这幅长达二十五米的连环画,内容包括从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白象在音乐声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舍家苦修止。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幅画上的人物服装打扮都是汉、普风格,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被画成了中国皇帝的模样。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穿上了汉、晋时后妃的服装,释迦牟尼回宫时所乘的蛟龙车,就是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临摹的。

这说明,释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像进行描绘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萨,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菩萨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

在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来生的向往,以及他们认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两眼目光锐利,俯视尘世,嘴角凝结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这座佛像高达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国内罕见的大佛。

此佛已完全脱去了犍陀罗时期穿的希腊式服装,他褒衣博带,俨然是两汉以后士大夫的礼服。这当然不是因为佛要追求时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观点在艺术上的反映。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政治上推行汉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萨身上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时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长裙,同汉人的服饰一样了。

其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所属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迁徙后,鲜卑族占有了匈奴原来的地区,势力才强盛起来。

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称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鲜卑族文化落后,人数较少,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并下诏禁止穿胡服说胡语,把鲜卑姓改成汉姓。

北魏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措施,从这一时代塑造的佛菩萨身上所穿的短衫长裙服装上也得到了反映。为了利用佛教来保知北魏这块庄严国土的国运长久,北魏的许多代皇帝都全力弘兴佛教,广造寺塔,赐予僧侣以各种特权。

北魏的国运并没有因为广造佛像而世代相传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就被北齐和北周消灭了。到了唐代,洛阳龙门营造佛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

佛像高达一七.一四米,头高四米,耳长一.九米。头部圆满而秀丽,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这已不像普渡众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广造寺庙佛像。主持营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则天。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萨塑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犍陀罗艺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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